陈宝琛传世代簪缨末代帝师-【xinwen】

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号庵，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元年（1875年）任翰林侍读。与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等人合称“清流四谏”。光绪六年（1880年），由于“清谏”，得到两宫皇太后赏识，任武英殿提调官。第二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编修《穆宗本纪》。光绪八年（1882年），被授予江西学政之职，重修白鹿洞书院。光绪九年（1883年），法军进犯越南，陈宝琛与张佩纶力荐唐炯、徐廷旭赴越南抗击法军。1885年2月，因唐、徐兵败受到牵连，降五级任用。此后闲居乡里二十多年。自己以“培人才，广教育”为目标，曾经建议设立东文学堂、师范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等，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宣统元年（1909年），奉召人京，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还没有到任，改派为毓庆宫侍读。十年（1921年），修成《德宗本纪》，被授予“太傅”的头衔。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伪满洲国，陈宝琛专程赴长春劝阻溥仪，溥仪不听劝告。陈宝琛无功而返，后来病逝于天津。

出身世代簪缨之家

在福州南台岛，生活着一家世家大族，他们就是螺江陈氏。他们的祖上从新宁县（今长乐县）鹤上村迁来，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和不懈的努力，家族渐趋兴旺、人才辈出，成为当地有名望的家族。到了明嘉靖十七（1538年），陈淮第一个荣登进士榜。从此，陈氏家族以科举登第之多受到当地人的瞩目。

从明嘉靖十七年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三百六十年间，陈氏家族中，中进士的共有二十一人之多。清同治、光绪年问，就有十人。陈宝琛是同治七年进士，他的弟弟陈宝瑁和陈宝璐都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他的另外三个弟弟也都是举人出身，加上陈宝琛自己，兄弟六人全都以科举成名，当时被称为“六子科甲”，家族声望显赫一时，达到鼎盛时期。

陈氏家族不仅六子同登科甲，而且还是连续三代科举出身。陈宝琛的曾祖父陈若霖为清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祖父陈景亮为清二十年（1840年）举人，父亲陈承裘为清二年（1852年）进士，世代荣耀，历久不衰。曾在陈氏宗祠楹联上写道：“冠盖今螺渚，诗书古颖川”。

陈宝琛就出生于陈氏家族的鼎盛时期。陈宝琛是陈承裘的长子，所以，他一出生就给陈家带来莫大的喜悦。一向不苟言笑的陈承裘此时高兴得在屋里来回走动，府里上上下下忙忙碌碌，喜气洋洋。在陈宝琛满三日的时候，家里摆宴庆贺。在酒席宴上，陈承裘说：“我的父亲科举有功名，中了举人。到了我这一代，中了进士，盼望着小儿子能够争口气，一代更比一代强啊。”他的妻子林氏兴奋地说：“放心吧，你看咱们孩子多聪明啊，长大了肯定比你强。”林氏的话虽然是笑话，后来却被他说中了，陈宝琛果然高中进士，成为一代帝师。

有人说，这几代人中陈承裘最没有名气。上比不了祖父陈若霖，下比不了儿子陈宝琛，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其实，陈承裘才是陈家最大的功臣。正是在他教育和关怀下，陈家才出现了“六子科甲”的局面。他最重视儿子的教育，不想让诗书礼仪的鼎盛之家在自己手中衰落下来，于是，他为宝琛选择当地最好的老师，从小教他读书写字。陈宝琛自幼聪明过人，在同学们中间最受欢迎，也最受老师喜欢。陈承裘虽然公务繁忙，但也经常抽出时间，过问儿子的功课。应该说他是属于严父而不属于慈父一类的，每当宝琛从私塾回家以后，他总是让旁边的侍从人员陈述祖德庭训，或者讲述道光咸丰年间所见的贤德的士大夫如何功成名就和浪荡公子如何的身败名裂的故事等等。自己则为儿子讲平时所接触到的出众人物的言论风采，以此激励陈宝琛进学修德。就这样，陈宝琛从小就熟读经史，诗赋文章无一不精，下笔千言，提笔立就。

就在陈宝琛20岁的那一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据说，陈宝琛参加考试前，心情烦闷。父亲对他期望值很高，他担心自己一旦考不中，会让父亲多么的失望，这可是最大的不孝啊。他偶然听说福清有个石竹山，山上有个石竹寺，能托梦给人，预卜吉凶，特别灵验。于是他就约了几个好朋友，到石竹山而来。石竹山风景秀丽，石竹寺古朴清幽。当晚，陈宝琛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人，一手提着紫色长靴，一手提着夜壶。第二天醒来，他百思不得其解，就把梦中见到的情形说给几个朋友听，朋友们都猜不到梦的含义，自己又苦苦思索了一番，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心事重重的向家里走去。回到家以后，陈家有一个仆人，见主人愁眉不展，就问：“少爷为什么不高兴啊，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吗？”陈宝琛说：“我做了一个梦，很是古怪，我怎么也猜不出其中的意思，难道你能猜出来。”仆人说：“那也未必，请少爷说说看，兴许我能猜出来呢。”陈宝琛就把昨夜的梦向仆人说了一遍。仆人一听，就连连说：“我猜出来了，这次科举保证少爷榜上有名。”“怎么回事？说说看。”陈宝琛赶忙说。仆人慢慢地解释道：“‘紫靴’方言就是‘这科’，‘夜壶’方言就是‘进了’。就是说，少爷这科一定会高中。”陈宝琛听了，非常高兴，平日的烦恼一扫而空。后来进京赶考，果然一切顺利，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殿试，被同治皇帝钦点为进士。

跻身“清流”

陈宝琛中了进士以后，以出色的表现被选为庶吉士。在，庶吉士必须是进士出身，并且文笔要出众、书法要漂亮、人品要端正。被选中之后，进入翰林院的庶常馆学习，朝廷特派大臣督促他们的功课，三年后再经过御试，根据表现分配任用。

十九世纪后期，大清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太平天国运动继之又起，沙皇俄国不断犯我边境，意图瓜分边疆领土。这一系列事件冲击着日益衰败的大清王朝。鉴于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这是一场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知识的明智之举，受到了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陈宝琛在朝廷供职，深感时局艰危，救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开展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技术。于是向光绪皇帝上《条陈洋务六事折》，其中提出了培养洋务人才等六项具体建议，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

陈宝琛等人怀着满腔的热忱，力图拯救积弱积贫的清王朝。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联络一部分言官，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上疏言事，抨击时政，弹劾贪官污吏，使朝廷内外出现了“台谏生风、争相搏击”的局面。他和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合称“清流四谏”。与吴大澄、宝廷、邓承修等人号称“清流党”，他们设有一个“谏草堂”，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军国大事。

其实，“清流”议论时政的风气，从张之洞开始。据《清史稿》记载，以前，大臣们往往明哲保身，很少当面抨击别人，总是一副消闲无事、熙熙而乐的样子。自从张之洞喜欢上疏言事，陈宝琛等人看到，这样确实有助于政治清明，于是，他和宝廷、张佩纶等人同时崛起，好议论抨击时政，当时被人们称为“清流”。他们大多数只有声望地位而没有实权，上疏进谏的时候不避权贵，词锋犀利，毫无顾忌。对外坚持作战到底，绝对不能妥协。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督促朝廷保持了国家的尊严，对朝廷中的苟且偷安、庸庸碌碌之辈起到了鞭策、振奋的作用。

同治十年（1871年），新疆发生回民叛乱事件，中亚浩罕王阿古柏乘机侵占迪化（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一带。沙俄趁局势动乱，拉拢阿古柏，出兵占领伊犁九城。谎称代替大清平定叛乱，等时局稳定以后，立刻交还。清政府派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光绪三年（1877年）平定叛乱，剿灭阿古柏。但是，沙皇俄国却不履行承诺，拒不归还伊犁。第二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沙俄，交涉伊犁归还问题。

崇厚不懂外交常识，在沙俄的哄骗下，没有请示清政府，就与沙俄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却要割让周围的大片领土。赔款白银二百八十万两，对沙俄开放三条商路，允许沙俄在天山南北两路免税通商。消息传到北京以后，舆论一片哗然。人们纷纷谴责清政府，谴责崇厚懦弱无能。“清流”派更是当仁不让，陈宝琛与张之洞、张佩纶三人经常聚在一起，商议对策，看如何上奏朝廷。他们三个各有特点，张之洞构思较慢，但能深谋远虑；张佩纶提笔成章，有时还欠稳妥；陈宝琛文笔很好，但不讲策略。于是三个人商量好了配合的办法，或者张之洞口述张佩纶执笔，或者他们两个写奏折由陈宝琛上奏，或者陈宝琛不便于再次上疏，而只负责起草由他们两个上奏，或者分工合作，各上奏问题的一个侧面。一年之中，上疏几十次。其中，以张之洞的奏折最具代表性。提出改议条约的四项主张：一是立斩崇厚；二是公布不平等条约；三是暂缓收回伊犁；四是整军备战。最后总结说：“军事装备，改议应该准备，不改议也应该准备；伊犁，改议应暂缓收回，不改议也应暂缓收回；崇厚，改议应该杀他，不改议也应该杀他。”

迫于舆论的压力，清政府拒绝批准条约，并把崇厚羁押刑部大牢，等待审讯。另派曾纪泽出使沙俄，重新议定边界条约。光绪七年（1881年），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沙俄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挽回了部分权益。

陈宝琛等人上疏斩崇厚。赢得了朝野的一致赞誉，然而更令人叫绝的是上奏改判“庚辰午门案”。光绪六年（1880年）中秋节前夕，太后派太监李三顺，带着八盒月饼送给他的妹妹醇亲王福晋。到了午门以后，因为没有事先通知敬事房，护军照例要阻拦盘查。李三顺仗凭背后有慈禧太后撑腰，态度蛮横：“我这是给太后老佛爷办差，耽误了大事，你吃罪得起吗？”护军一听，不敢得罪，就低声下气地说：“我这也是按照规定办事，这是我的职责呀，望公公行个方便，去敬事房说一声，接到通知我们才敢放你们过去。”哪知道李三顺更来劲了：“你真是给脸不要脸，我不跟你罗嗦，我这就过去，看谁敢拦我！”说着话就往外闯。护军恪尽职守，坚决不让通过。双方争执不下，在推推搡搡中，把月饼盒给撞翻在地。月饼没有送成，李三顺怕太后责备他，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慈禧听后大怒：“这几个小小的护军也太大胆了，连我的差人也敢阻拦，活得不耐烦了！”于是，让总管内务大臣会同刑部，对护军严刑审讯。这事本来责任不在护军，内务府和刑部的人经过审问也觉得护军没有错误，但是他们不敢忤逆太后的意思，就准备把他们充军发配。处理结果上报到慈禧太后那儿，立刻被驳回，她明确要求必须治成死罪。审案官员觉得不妥，几经变通，不想治护军的死罪，都被慈禧驳回。后来刑部也据理力争，说宫禁门卫，责任重大，不可自乱章法。上谕才批准：“护军玉林、祥福革去护军，发往黑龙江充苦差；忠和革去护军，圈禁五年；护军统领岳林再交刑部严加议处。”处理结果一出，众人都不服。当时张之洞、陈宝琛为翰林院的左右庶子，听说以后，愤愤不平。陈宝琛气得浑身颤抖，大声吵嚷着说：“太后差人办事，难道就不要法度了吗？按制度办事，反而要受罚，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天下哪有这样的事？”说着马上要上折子。张之洞在一旁劝道：“现在，慈禧太后正在气头上，我们措词严厉的话，只能激她的火，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我们应该就注意门禁、限制宦官骄横这两方面去说，让太后悟出其中的危害，我们才有成功的希望。”陈宝琛说：“好吧，我们就这样办。”

第二天上朝，陈宝琛压了压怒火，显得有理有节，出班上奏道：“如果太监说宫中有旨，就可以任意闯午门，那么，有护军就和没有护军一样，护军按规定办事，惩罚这么严重，以后谁还敢严格执法，处理的也有过重的嫌疑。”张之洞又乘机上奏：“宦官无法无天，害处最大，这在历朝历代都有教训，万一此后太监出入宫门，动辄就说奉旨出宫，以至于关系到政务，流弊之大，请陛下三思。”光绪皇帝说：“二位爱卿所奏有理，不过，此案事关太后的尊严，还要请太后定夺，退朝以后，朕自会把二位的奏折向太后转达。”后来，太后看了他们两个的奏折，思考再三，觉得他们两个说的有理，就改判了此案，再次下旨：“玉林杖一百，流放二千里；祥福杖一百；忠和杖一百，圈禁两年，加罚三十板；岳林免予处分。太监李三顺打三十大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俸禄六个月。”就这样，刑部都解决不了的案件，在陈宝琛、张之洞的努力下，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但是，也应该看到，“清流”的存在，固然是由于社会形势的急转直下，激励了他们的救国之心，从而产生的一部分人。另外，他们的存在也是由于慈禧的故意放纵。一是为了博得善于纳谏的美名，二是为了平衡朝中的政治力量。在中央权力机构中，恭亲王奕新是洋务派的代表，他们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掌握了许多军政大权。慈禧太后想借“清流”的力量牵制他们。

在“清流四谏”中，张佩纶表现最为突出，动辄弹劾大臣。例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都被弹劾而丢官罢职。宝廷比较圆滑，看到“清流”占尽了风头，后面有李鸿藻撑腰，又有慈禧放纵，也跟着参劾大臣。等到“清流”失势，他马上给自己安了一个“风流”的罪名，要求降罪罢官。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出来做官，自己饮酒赋诗，乐得逍遥。黄体芳上疏弹劾董恂，皇帝以为措辞过激而没有采用，本应降两级任用，因忠心可嘉，免予处分。陈宝琛曾上书弹劾宝望，不久，皇帝下诏说：“宝在军机大臣职位上供职多年，还没有过失。陈宝琛说你害怕困难，做事看情面，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是，既然有了这一奏折，说明你在平时不能与大臣友善，致使别人参奏你。你深受皇恩，尚有精力。应该为国尽忠，以公事为先。对工作要殚精竭虑，不能因循守旧。今降为副职。”看来，朝廷还是对“清流”有纵容的嫌疑。对于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有奏折必然处理，言辞过激也不予追究。

“清流”们在肃清政治，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战争真正来临的时候，仅凭他们的一腔报国热情是无济于事的。

1882年4月，法军在越南攻陷河内，企图向北越过红河，进犯云南，黑旗军将领刘永福率部抗击法军。8月，法军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一面封锁东京湾，一面要挟清政府撤回刘永福的黑旗军。是战是和，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派势力。李鸿章、奕等人是主和派；左宗棠、曾国荃等人是主战派。“清流”们理所当然积极主战，陈宝琛、张佩纶联合上《陈越南兵事折》，极力保荐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布政使徐延旭率军进入越南，支援越南军队抗击法军。他们的一番慷慨陈词，坚定了朝廷出兵援越的决心，依二人所奏，派唐炯、徐延旭带兵进入越南。后来，因为唐徐指挥无能，在北宁、太原被法军打得溃不成军。朝廷震怒，将这两位大臣，革职查办，定为“斩监候”。军机大臣奕新被慈禧太后说成是因循守旧、贻误战机，然后把他赶出军机处，接替奕新是慈禧一派的奕。

唐徐二人的越南兵败深深刺痛了陈宝琛。其中固然有指挥、士气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主要的还是法国军队素质较高，使用的武器先进，以及完善的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因素。想罢多时，觉得必须把自己的想法上奏朝廷，就写了一封奏折。奏折分析了唐徐二人越南兵败的原因，建议清军也要参照西方的军队进行训练，并对如何筹集军费、如何选用军官、如何练兵、如何制造使用武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主张建设军队要根据日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任用的大臣要有务实的精神，筹集军费要有长期持久的机制。朝廷研究了陈宝琛的奏折，认为挽救时局就得依靠这些有见识的“清流”们，于是把这些人派到地方上担任军职。陈宝琛被派为南洋会办大臣，吴大澄被派为北洋会办大臣，张佩纶被派为福建会办大臣。

慈禧这样处理以后，继续谋求对法国议和，奕入主军机处以后，派李鸿章向法国寻求妥协。李鸿章通过德国出面调停，最后终于促成了与法国的谈判，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哪知条约签订以后，还不到期限，法国就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并于6月下旬进攻谅山，炮击清军阵地，打死清军代表。清军被迫还击，将法军击退。这次事件本来是法国首先违约，但它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中国立刻从越南北部撤军，赔偿军费2.5亿法郎。清政府于是派曾国荃为全权代表、陈宝琛为会办，与法国人进行谈判。曾国荃在谈判之前，曾接到上谕，告诉他清政府的底线：赔偿费用万万不能答应；越南须照旧向清政府进贡；刘永福的军队，如果法国人提到，必须由清政府安排处理；中越分界线应在关外的无人地带划分；中法在云南通商，地点应选在保胜，法国人抽取的税金不能超过百分之五等等。让曾国荃可以在上述条件以内灵活掌握，全权负责。于是，曾国荃、陈宝琛在上海与法国代表谈判。可是在谈判中，曾国荃利用手中的权利，擅自许诺赔偿法军抚恤费50万两白银。陈宝琛气得当时就离席而去。回到住所，陈宝琛余怒未消，对曾国荃说：“这次本来是法国人的责任，我们丝毫不能退让，况且朝廷有旨在先，‘赔偿军费，万万不可答应。’在明天的谈判中，你要立刻收回你所说的话。不然的话，我立刻上奏朝廷。”曾国荃也有满肚子的委屈，就没有好气地说：“你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完全按照朝廷的意思，能谈得下来吗？谈判破裂以后，法国人接着进兵就有了借口，再发生战争，谁负这个责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既然朝廷让我做全权代表，我就应该当机立断。以少量的赔款换取罢兵休战，这不很好吗？”陈宝琛一听这话，更上火了：“国家没有尊严，全是你们这样的苟且求全之辈，一味屈服于外国的势力。如果无理的战争就能得到赔款，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多的被歧视。今天是法国，明天是英国，后天是美国，这样，我们大清不就完了吗？”就这样，你说我苟且求全，我说你危言耸听，你一言我一语的就争吵起来了。到了晚上，陈宝琛觉也没睡，就连夜写起了上奏的折子。大意是说曾国荃苟且求全，擅改圣意，有损我大清国威，要求撤职查办、另派代表。不久，上谕就下来了。要求陈宝琛对曾国荃奉旨申斥。曾国荃受到申斥以后，心中很难受，也很不服气，朝廷不知谈判之艰难，现在是真的谈不下来呀。维护朝廷尊严，我已经尽了力了。于是也连夜写了奏折，大意是：陈宝琛在上海时，不顾谈判的艰难，经常说一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每一件事都与我发生抵触。我担心他的建议难以实行，恐怕与法国人在上海决裂，贻误了国家的大局，请求撤换陈宝琛。奏折很快送到朝廷，光绪皇帝一看，深为不满，想再次下旨申斥。慈禧太后则认为曾国荃言之有理，但她也不想答应法国人的无理要求，于是两个人的奏折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一下，曾国荃可犯了难了，赔款也不是，不赔也不是，就这样谈谈停停，久而未决。终于法国人坐不住了，首先派兵进攻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率军奋力抵抗，敌军久攻不下。在福建马尾，会办大臣正是清流主将张佩纶，面对法军频频调动，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他却没有了昔日的豪情，命令军队原地待命。甚至下令，不准首先开炮，如有违犯的，即使是打胜了也要处斩。这样，在法军的进攻下，很多战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炸沉了。虽有士兵奋力抵抗，也没有逃脱全军覆灭的命运，张佩纶仓皇逃窜。

清政府打了败仗，就要追究责任，那些妨碍和谈的人自然成了攻击的对象，曾国荃借机上疏，奏陈宝琛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致使贻误和谈大局。另外，1882年的唐炯、徐延旭在越南兵败，陈宝琛有荐人失察之过。朝廷认为所奏有理，于是将陈宝琛降五级任用。陈宝琛自感无所作为，恰逢母亲刚刚病逝，就以此为由，回家“丁母忧”。谁知道，这一去就是二十四年，直到1909年才奉诏再次进京。

辞官回乡的岁月

1885年2月，陈宝琛看到时局动荡，自己的宏图大志在现实面前击得粉碎。面对法国的坚船大炮，空有杀敌之心，而没有回天之力。在朝中，那些曾受到“清流”攻击的守旧派，一时间拍手称快，此时群起而攻之。有一幅对联，讽刺了“清流”们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上联是：三洋会办，且看侯官革职，丰润充军。下联是：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州开赌。“三洋会办”指的是南洋会办陈宝琛、北洋会办吴大澄、福建会办张佩纶。陈宝琛是福建侯官人，张佩纶是直隶丰润人，联中用地名喻指陈张二人。“八表经营”影射张之洞。张之洞曾在奏折中写过：“敢忘八表经营。”“山西禁烟”指代劳而无功的事情。自鸦片传人中国以后，清政府一直在禁烟，可是屡禁不止，尤其是山西太原，简直成了鸦片的暗中集散地。所以，他们用“山西禁烟”来嘲笑“清流”们的失败。“广州开赌”，指为筹军饷，广州曾在乡试之年，以人闱举子的姓氏当作赌注。对联讽刺朝廷用这些无用的书生参与军国大事就像“广州开赌”一样。那些守旧派的得意之态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二。

陈宝琛被降五级任用，再加上战争的失败，令他对朝政时局心灰意冷。他是个孝子，母亲病逝，对他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行船偏遇打头风。”他干脆上疏，辞去所有的职务，回家为母亲“丁忧”，以尽孝道。

陈宝琛回家之后，闲居了一阵子，每天的生活只是读书教子。后来，他每天去赐书楼读书，见这里已经很破旧，就想把它重修一下。赐书楼是陈宝琛的曾祖父陈若霖所建。陈若霖在朝廷任职的时候，道光皇帝屡屡赐书给他，他感激涕零，于是就修建赐书楼，专门收藏御赐书，以表示不敢忘记皇恩。陈宝琛看到赐书楼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感慨万千，祖上在过去曾经多么的辉煌，自己却落得一败涂地，但愿重修此楼能为自己的前途带来好运。经过一年的时间，赐书楼修葺一新，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但他只能每天到这里看书、怀旧，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荣耀。时光荏苒，岁月悠悠。现在，他虽然在家闲居，心中却时刻关心着外面的世界。此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已经签订。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等等。”他听说以后先是震惊，继而愤怒，后来就干脆大骂起来。他先骂日本人贪得无厌，再骂李鸿章懦弱无能。孩子们知道父亲的脾气，也不敢上前劝阻。还是妻子最后劝了劝他：“朝廷也是没有办法呀，好好的谁愿意割地赔款啊，你再生气也不顶用，这气坏了身子可是你自己遭罪呀。”陈宝琛余怒未消：“把土地割让给日本，就是死也不能答应！李鸿章，你是大清的罪人呀！你这个卖国贼！”就这样，陈宝琛每天在家里又是骂又是叹息。后来，坏消息不断传来，什么德国租借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云南边地，义和团运动等等，他听到这些消息，惊愕了，这还像个国家嘛。从那以后，他反而不再骂了。每当看到红日西坠，他就叹息大清王朝气数已尽。自己既然不能挽救时局，就干脆在家里吟诗作赋，不问世事。后来又修建了“还读楼”、“沧趣楼”，或闭门读书，或交友唱和。

还书楼意思是还我读书，他把御赐以外的书收入此楼。陈宝琛酷爱读书，收集了大量的珍本、善本，数量远远超过赐书楼。当他心情烦闷的时候，总是到这里散心。国家大事、功名利禄已经不能成为他心灵的寄托，他只好到书中安抚自己颓丧的灵魂。不久以后，他又修建了“沧趣楼”。“沧趣”，取意于《·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说：时局好了，我可以大显身手；时局动荡，我就应该退隐。此时，读孔孟之书，走科举之路的陈宝琛也萌生了退隐之心。在家闲居的日子里，他每天以写字、读书、赋诗打发时光。当然，作为当地名流，时常有人来拜访，如：林纾、严复等人，也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陈宝琛的《沧趣楼文集》中的作品，主要写于这一时期。

1895年，陈宝琛去上海办事。他知道好友张佩纶在上海闲居，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他。经历了世事的沧桑，两位好朋友见面之后感慨万千，想起当初在朝中弹劾大臣、抨击朝政，意气风发，是何等的气概，如今，两位的头发已是花白，抚今追昔，怎能不生感慨。陈宝琛当场赋诗一首：“相看短发未全斑，十五年来一瞬间。可似东坡遇莘老，安排浮白对青山。”抒发了人生易老、盛年不在的感慨，也寄寓了政治上失意的情怀。吟罢之后，相视垂泪。回家以后，更是不问政事，只是埋头整理书稿，借此忘记心中的烦恼。

1898年，正当他沉湎于这种情绪的的时候，京城传来了一个消息让他精神为之一振，光绪皇帝实行新政了。他听到以后兴奋地说：“大清国有希望了，我又有用武之地了。”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家人，告诉给朋友。朋友们来了以后，也不再谈论诗词歌赋了，主要谈论新政和他们自己的打算。他们谈论最多的还是文化教育。新政中对文教方面的改革让他们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新政规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考试，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等等。这时候，福建各地纷纷筹划兴建中小学堂。可当时具有新思想的教育人才、老师特别缺乏，闽浙总督久闻陈宝琛的大名，就亲自到家里拜访，商议兴办新式学堂的各种事情。他想把东文学堂扩充为闽浙师范学堂，全力培养师资力量，以适应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总督提出要让他出任学堂监督，陈宝琛慨然应允。

陈宝琛上任以后，立刻投入全部精力筹办学校。他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训：“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温故知新可以为师。”还撰写了一篇《开学告诫文》，其中说：“国家之盛衰强弱，全视国民之智愚贤否。学堂固所以造就人才，然必使人人知义理，人人知爱护国家，人人能自立，而后国民之资格始备……诸生今日来学师范，后来即为国家担当教育责任。自冶其性情，而后能冶人之性情；自立其志节，而后能励人以志节。”他的这篇文章后来成了全福建师范学堂培养教师的准则。可惜的是，新法推行了仅仅103天，就被废除了。陈宝琛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沮丧。但既然新学堂已经开办了，就要接着干下去。当时的人们大多还不愿意到新学堂上学，以为走科举这条路才是正道。所以，学生也不多，新式学堂在艰难中前进。

1905年，朝廷终于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盛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就在这一年，陈宝琛出任福建高等学堂监督，重新找回了过去的激情。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人们也转变了观念，认识到了新式教育才是今后的潮流。人们纷纷入学，在校人数迅速增长，学堂也在不断的扩建，不断的招聘新老师，陈宝琛的工作也日益繁重。他看到新式教育已经初具规模，需要有配套的管理机构和系统的管理办法。于是，在他的倡议下，当年的11月，闽省学会宣告成立，他由于德高望重，被一致公推为会长。学会成立后，大家更是干劲十足，为新学堂的建立、完善出钱献策。陈宝琛跟那些有志之士一道，在摸索中前进，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师范人才。陈宝琛在做南洋会办时，亲眼看到法国人的嚣张气焰，亲耳听到马尾军港全军覆灭的消息，因此，他对学习西方文化有先见之明。他又派遣留学生留学日本，涉及法、政、商、工、农等学科。

随着西方思潮的传人，兴办女子学校已成为民众的呼声，陈宝琛又让自己的夫人王眉寿创办女子学校。1906年，王眉寿创办了女子师范传习所，亲自担任监督。1907年，又创办女子职业学堂。由于缺乏监督的人选，在1909年她把两个学校合并为女子师范学堂，还是自己担任监督。在陈宝琛夫妇和全省教职员的努力下，全福建的师范学堂，从1903年到1909年共培养毕业生七百多人，为新式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在陈宝琛忙于兴办学校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如火如茶，一些有识之士，兴办铁路、工厂，开启了近代的民族工业新篇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商部奏派陈宝琛任福建铁路总办，负责修建福建境内的铁路。他接到圣旨以后，忧心如焚。当时国库空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西方列强掠走了大量的白银。民生凋敝，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修建铁路，耗资巨大，怎样才能筹集到这么多的钱啊。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采用入股的方式筹集资金，所有持股人均可享有铁路上的收益。即使是这样，在中国大陆也只筹集到少量的资金，他又不得不到南洋爪哇、槟榔屿、吉隆坡、万隆、三宝垅等地，向华侨筹集。经过陈宝琛的积极努力，终于建成了福建省的第一段铁路。

入朝为帝师

1908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二十小时内先后死去，三岁的溥仪登基，年号宣统，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主持大局以后，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显示除旧布新的气魄，任免了一部分官员。他首先罢免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又将原湖南巡抚陈宝箴官复原职。陈宝琛也在张之洞的举荐下进京。宣统元年（1909年），负责礼学馆的工作。第二年，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及经筵讲官、资政院议员。在这段日子里，政局混乱。大臣们都谋求宪政实施后的权利，朝廷事务几乎停顿，大部分人都在观望。陈宝琛也感到无所作为，尤其是他当了资政院议员以后，由于传统的忠君思想，使他根本没有传达人民的意愿，只是一个皇家的传声筒。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授山西巡抚，还没有到任就以国家二品大员候补，另有别的任用。不久被隆裕太后派到毓庆宫侍读。这一年溥仪才六岁，陈宝琛已经64岁，面对朝廷的这一委任，他感激涕零，发誓要报效皇恩。因为在当时，皇帝的老师有着崇高的政治地位，可以参与商讨国家大事，也因为是皇帝的老师而受到大臣的尊重。

然而，当他还在潜心教读功课的时候，革命的风潮就汹涌而来。领导的革命军控制了南方各省，清政府不得不请袁世凯出面挽救时局，袁世凯趁机提出召开国会、组织内阁等要求，把军政大权揽到自己手中。革命军继续北伐，却遇到了财政困难、帝国主义干涉等一系列困难，不得不与袁世凯达成妥协。最后，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权，条件是袁世凯要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溥仪宣布正式退位。根据《优待条例》，他们还可以居住在皇宫。

溥仪退位以后，陈宝琛表示愿意继续留在皇帝身边，并继续以君臣相称。从此以后，陈宝琛担任溥仪的老师十余年，倾尽自己所有的心血教溥仪读书，与溥仪朝夕相伴。溥仪对这位老师也非常的尊重，在他八岁的时候，溥仪写下了第一首诗，那是为陈老师祝寿而写的。全诗只有十六个字，却表达了溥仪对老师的衷心的敬意。

“松柏哥哥，终寒不凋；训予有功，长生不老。”

在和溥仪一起生活的日子里，陈宝琛给他留下了许多古板得可爱的故事。据说陈府的老少两代之间总是闹摩擦，孩子们受新思潮的影响，不愿关在屋里读那些四书五经，认为没有用处。陈宝琛则认为老传统不能丢，不听话就用家法管教，有罚跪、打板子等名目。孩子们表面上害怕，暗地里全都串通一气，共同商量对付老头子的办法。他们和家庭包车的车夫商量好，当陈宝琛的马车快走到胡同口的时候，要把车铃踩到最响。孩子们在院中听到响声，知道父亲来了，抓紧把玩具、糖果等东西收起来，换上一副面孔，装作严肃的样子，摇头晃脑的读起书来。

溥仪退位以后，陈宝琛表示愿意继续留在皇帝身边，并继续以君臣相称。还有一件事，溥仪也是津津乐道，那就是师傅洗澡的趣事。陈宝琛奉行“一生洗三次澡”的原则，出生洗一次，结婚洗一次，死后洗一次，平时就一次也不洗。到了夏天，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酸臭的味道。他的门生就劝他：“老师啊，您应该多洗澡，对您的健康有好处。”谁知道老先生把眼睛一瞪说：“你懂什么，老朽虽然不常洗澡，却也身体健康，很少有病。可你呢，为什么经常洗澡还老是闹病呢？”一句话说得那位学生张口结舌。

英国人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写到了陈宝琛：“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民国十年，陈宝琛修成了《德宗本纪》。溥仪非常高兴，授予他“太傅”的头衔。虽然只是一个虚衔，陈宝琛还是受宠若惊，赶忙叩谢皇恩。

民国十二年，他极力引荐郑孝胥人宫。郑孝胥，福建省闽侯县人。1908年，郑孝胥曾经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要求清政府尽最快速度召开国会，一时间也代表了进步的潮流。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忠于皇室，以遗老自居，后担任溥仪的内务大臣和顾问，而且与日本方面经常接触，致力于溥仪的复辟。陈宝琛羡慕他的才华和广博的的知识，两个人关系很好。只不过，郑孝胥一直想依靠日本人谋求复辟，陈宝琛只是追随溥仪，以尽为臣之道，没有更大的野心。到后来郑孝胥当上满洲国的总理时，陈宝琛则以民族大义为重，决不与他同流合污，他经常说：“民族是不能得罪的”，在他的心中，君重，民族更重。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宫中的遗老遗少赶出皇宫。溥仪没有办法，只好住进父亲家里。在时局混乱的情况下，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把他带到德国医院住了一阵子。但是，医院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还是庄士敦劝他改住日本使馆。没想到，住到那里以后，溥仪受到优待，使馆专门腾出几间房子供他们居住。皇宫中的原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各就各位。奏事处和值班房也全套恢复了。后来，溥仪祝贺二十岁生日，遗老遗少们和宫里的人举行朝贺。陈宝琛作为内廷司员、师傅和南书房翰林的领衔向溥仪祝寿。溥仪发表了讲话，对国民政府不遵守《优待条例》表示遗憾，痛斥冯玉祥的行为。陈宝琛在一旁垂手肃立，恭听圣训。

民国十四年，溥仪想找一个稳定的住所，在得到段祺瑞政府许可以后，协同陈宝琛、郑孝胥到了天津。在居住天津的日子里，郑孝胥和陈宝琛融洽相处。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志向却有很大的差别。陈宝琛每天只是忠心侍奉，性格还是那么正直古板，在溥仪去东北会见的事情上坚决反对。郑孝胥则是激情澎湃，每天谈论着如何恢复大清江山，谈沦着恢复以后的宏伟蓝图。溥仪也很受鼓舞，赞成郑孝胥的想法，郑孝胥要去日本寻求帮助，溥仪欣然答应，支持他去日本进行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决意复辟，他怕陈宝琛阻拦，背着他秘密赶赴东北。陈宝琛第二天早晨醒来以后，发现溥仪不见了，根据近几天的迹象判断，他知道溥仪肯定去了东北。前天，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溥仪到旅顺去。现在，陈宝琛判断，肯定是到旅顺去了。于是，他不顾自己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冒着北方的严寒，立即动身赶往旅顺。他的儿子陈懋复和外甥刘骧业很不放心，就护送他同去。他们于1932年1月25日到大连，住在大和旅馆。安顿好以后，让儿子约见郑孝胥，郑孝胥一听是陈宝琛来了，吃了一惊，就马上赶往陈宝琛的住所。到了以后，刚进门就埋怨说：“哎呀，你怎么来了，事先怎么也不通知一声？”他们坐好以后，陈宝琛说：“我知道你屡次让皇上复辟大清，可是，你也不想一想，日本人会诚心诚意帮咱们吗？他们只会利用陛下侵略我们的国家。”郑孝胥说：“我只是利用日本人帮陛下登上皇位，等时机成熟了，再把日本人甩掉。”陈宝琛说：“你也太天真了，你以为日本人帮你没有图谋吗？到那时，陛下就是统治中国人的傀儡。”两个人话不投机，陈宝琛就要马上起身去旅顺。郑孝胥赶忙说：“你仓促之间到了旅顺，恐怕也见不到陛下，不如先发个电报说明情况。”陈宝琛的倔犟脾气上来了，把脸一沉说：“不必了，我这次来，只是尽我的一份心意而已，如果他不见我，我也没办法，就马上回去。”说罢，就让儿子和外甥搀着他上车到旅顺去了。

到了旅顺溥仪的住处，门卫听来人说自己是陈宝琛，非常尊敬，客气地说：“老先生，请稍等，我这就进去为您通报。”不久，门卫就传出话来，让陈宝琛进见。陈宝琛见到溥仪，见过君臣大礼，就书归正传：“陛下想接受日本人的帮助恢复帝位，万万不可。甲午战败，日本割占我台湾、澎湖列岛，现在亡我之心不死，欲侵占我国东北，陛下不可受日本人的利用，落千古骂名啊！”溥仪凄然说道：“祖宗二百年的江山断送在我的手中，我在九泉之下，如何见列祖列宗？日本友人有心帮助我，除了他们，普天之下，谁能帮我呀？”陈宝琛晓以民族大义，再三劝说，溥仪最终还是不动心。陈宝琛见圣意已决，只好告辞。临走的时候，他老泪纵横地说道：“老臣已是风烛残年，恐怕不能再来这里看望陛下，就是来了，也不一定能见得着，愿陛下多多珍重。”说罢，神色凄凉地走了。

回到大连以后，见到郑孝胥，责备他说：“你跟随陛下，不离左右，为什么不劝阻陛下？”郑孝胥无言以对，陈宝琛沉默良久，长叹一声：“既然事已至此，我已是风烛残年，也管不了许多了。”也不向郑孝胥告辞，转身就走了。第二天一早，就乘车返回天津他们的住处。

民国二十一年，溥仪一意孤行，终于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了伪满洲国。陈宝琛听到这个消息摇头叹息，第二天就要去长春劝阻。儿子说：“父亲，您那么大的年龄了，不要再出远门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儿子可担不起不孝的罪名。”陈宝琛生气地说：“你要是孝顺，就陪着我再去一次东北，我不见陛下死不瞑目。”儿子知道父亲的脾气，就陪着他专程赴长春探望溥仪。到了长春，陈宝琛再次呈密折劝溥仪迷途当醒。可惜的是，密折没有送到溥仪的手中，就被日本特务发现了。在日本特务的胁迫下，陈宝琛返回天津，不久即病逝。

陈宝琛出身名门望族，世代簪缨，却免不了晚年凄凉，客死异乡。虽然他的思想有超前意识，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却追随溥仪，在封建主义的阴影下走完了他的一生。是他的忠君思想让他最终没有融入近代人的生活潮流，是他的民族思想让他办学修路，让他在风烛残年远赴东北。他倔强的坚守着传统文化：忠君和民族大义。或许，在他的心目中，民族是他生存最深厚的底蕴，君主是他今生不变的寄托。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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